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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简介:如何评价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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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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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在1988年安然去世的。当时海外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评价说,梁漱溟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五四时代的终结。这句话乍看有点匪夷所思。梁漱溟出道很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是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是同时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候他正处在这场大风暴的中心。但是他并没有为五四反传统的潮流所吸引,相反的,五四的冲击把他推向了为传统辩护的方向。他公开宣诚他在北大主要是为孔子和释迦摩尼打抱不平的。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如果我们以五四代表当时的思想的主流,那么梁漱溟似乎可以说是“反五四”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反五四”并非就是说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其实“五四”与“反五四”是一体两面,是并存的两股思潮,“反五四”并不是说反对五四所代表的一切,梁漱溟仍然认为“民主”和“科学”是现代中国人所必须追求的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并不主张传统一无是处,他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观念中仍有很多未过时的成分,是需要被我们吸收而不是遗弃的,因此主张西方的科学和中国的传统可以齐头并进。而那些真正的反五四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最好的,西方的文化不可取。

因此说,梁漱溟所坚持的思想其实是最为平稳和中庸的,是传统的士大夫人格的完整表现,具有一个开阔的胸怀,能够海纳百川,能够做到好学深思,而且并不把这种学问只是停留在单纯的学问阶段,极力以“改造世界”为本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而不是五四精神的反面。他的理论著述虽然在那个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经过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人对五四运动和精神的重新审视和反思,乃至李泽厚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期,以梁漱溟、陈寅恪等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新得到重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知识分子的观念得到大力的弘扬。

梁漱溟曾经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学问中人”,只是“问题中人”。纵观其一生他所深切关怀的问题似乎只有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两个问题贯穿他的一生。先是在清末民初,少年气盛的梁漱溟以救国救世为己任;五四时期,他经历了一场人生危机,重新确立信仰和探讨文化出路成为他的关怀所在;三四十年代,重新回到社会,开展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和进行政治参与;五十年代以后,限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起所谓的人生问题。总之,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他生命中交替出现的主题。梁漱溟自认为有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梁漱溟的狂狷之气是有目共睹。1942年,梁漱溟从沦陷的香港只身突围,一路惊险,别人都在为他的生命安危担心,但梁本人却非常自信。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由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可以替代。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很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狂话本来是写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后来信被朋友拿去在桂林的杂志上发表了,自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梁漱溟却不以为意,他以为这些话原来是出自家书,本来不足为外人道,但既然已经公开了,也不须后悔,只要平常心视之就好了。这就是传统士大夫的完整人格的体现,狂狷见其真性情。

纵观梁漱溟的一生很有意思,历史的风尘似乎并未遮掩住他的精神和风骨,反而把他打磨的愈加铁骨铮铮,愈加坦然平和。1975年,他完成了最后的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之后觉得自己已经无所留恋,可以去矣。有人觉得他过于消极,就写信劝说。他却认为自己一生的文化使命已经完成,他对他的一生“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中要做的事情”。他觉得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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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梁漱溟先生一生经历的观察,可以发现他的身上有两个醒目的标记,一是“思想家”,二是“实践家”。

上上个世纪末,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其祖父梁承光,举人出身,做过山西永宁知州,剿过捻军,为挽救腐朽的清王朝,做过他自认为责无旁贷的努力,35岁病逝于任上。

其父梁济,一个为清王朝殉道的刚烈之人,曾任过内阁中书、内阁侍读、民政部员外郎、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等职务。1918年11月7日,梁济留下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然后,毅然投北京积水潭而死。

一个如此刚烈的父亲,同样生了一个这样刚烈的儿子,其父的思想,也深深印在了儿子的心田和头脑之中。当然,父子政见上有分歧,父亲主张君主立宪,儿子主张革命救国,方向一致,道路不同。尽管有分歧,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则是高度一致的。

梁漱溟虽然主张革命救国,但在文化上,却与五四时期打破孔家店狂飙猛进的思想不同,他既是西方文化的尊重者,更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所以,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写作,不久即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此书在激烈反传统的时代潮流中,一反众议,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此书于1921年初版后,曾多次重版,被译为十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发行,被学界公认为东西文化论争的经典之作,蒋百里甚至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震古烁今之著作”。这是梁漱溟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同时,梁漱溟也是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主张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抓起,他长于理论,勇于实践,为此他甚至辞去了北京大学的职务,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去山东荷泽去担任一个中学的校长。

对于乡村建设也是如此。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和发展,实行社会改造,他在山东邹平县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领导一批知识分子从事于乡村建设工作,与村民打成一片,在提高村民素质、发展农村经济、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等方面不遗余力。梁漱溟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思考。

虽然,乡村建设由于战乱而不得不停止,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即使是对今天的乡村振兴或新农村建设,都有一些启示作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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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五十年代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讨论”,恐怕连五六十岁的人都不知道梁潄溟是谁了。在此,想尽可能客观评价一番,欢迎评论。

一、梁先生是民国时期的大知识分子,学术成绩是一定的。

二、惟因其是大知识分子,才与共和国主席成了”知心朋友”,解放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三、梁先生直言敢谏,书生意气,鉴于与主席的”私交”,可以说是不够朋友,但够英雄。

四、都说人吃亏在嘴上,但梁先生却是因祸得福。”大讨论”后,梁先生被众委员轰下台,从此闭门思过,不问时事,巧妙躲过了历次运动冲击,工资照领,怡养天年,寿终正寢。

五、当年的”大讨论”该有结论了吗?个人认为:梁先生与主席的争论是”主义”之争,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也是对事不对人,因公不为私,之后他委员照当,工资照领,足见主席是有”雅量”的。那么,梁先生的”九天九地”意见正确吗?一、梁先生的意见是从全局出发来考虑的吗?二、梁先生的意见考虑过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了吗?三、在危及到到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紧要关头,毅然放弃私人感情,所谓公者千秋,私者一时,这不是做为领袖的基本品质吗?

六、如今,吊诡儿的是,梁先生的“学术”生前无人研究,死后无人继承。提起梁先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当年那场”大讨论”,再有就《选集》五卷中那篇嘻笑怒骂的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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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最有骨气、最有思想、最不怕权势、最坚持真理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中国唯一一位只求真理不信邪的人!他一再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精神、并身体力行、事事如一!即是受到一些人的畜意迫害、它仍然能够一如既往的坚持它的人性与人生的理念、在他受整期间、一些好心人都劝他放弃顶牛、但是、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它不喂强权、不屈不挠的硬汉子精神伸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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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和骨气的确有,毛主席让位他做试试看,料想他就没那个统领能力,跟某几个人一样,有点东西或白话点子就以为毛不如他们,百般的不服气,一旦被打压或者冷落就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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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最伟大之处,在于平视马克思学说。他说马克思主义之学说,虽窥视了人类社会的某些秘密,可做借鉴,但并不能包治百病。如中国社会与欧美非等其余一众国并不相同,中国社会是老社会,历史渊源非常深刻,发展生产与治理社会不可等同,应多研究中国之问题,才能对症下药。这是梁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所言,不少己应证,展示了不凡的思想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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